著名文化学者陈光华先生《齐家文化铜刀研究》（连载一）
1999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科学家在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了一批距今大约200多万年的石制品，其中一件石刀，经专家鉴定后认为，这不仅是我国境内迄今发现的第一把“石刀”，也是已知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文化遗物，从而把人类在我国境内生活的历史向前延伸了30多万年。从此刀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之一，便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闪亮登场。人类在漫长的岁月里，艰难的跋涉、探索、进步……到8000年前的中国出现骨柄石刃刀这种复合工具，在劳动工具发展史上，复合工具的出现，是劳动工其制作技术的第一次突变和飞跃，标志着劳动工具开始由单体结构向组合结构的转变。到了5000年前的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中华第一铜刀”，齐家文化时期，铜刀开始大量出现，而且种类繁多。铜刀逐渐取代石刀，骨柄石刃刀，成为人类生活生产的工具和战争的利器。无论是辛勤的劳作，美味的享受，还是血腥的厮杀，人类始终没有离开一个重要的伴侣—刀，并且延续至今。齐家文化铜器的普及，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也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一次飞跃。它犹如一颗灿烂的新星, 在中国古代冶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英国考古学家吴莱在 《人类历史———文化与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的:“冶金术的发明把人类从野蛮推向文明。”大量考古资料证明, 铜器的产生是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到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 而且也是世界青铜文化中的瑰宝。特别是我国古代先民在冶金技术方面所具有的杰出成就, 不仅对于促进我国古代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 探讨中国早期铜器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 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齐家文化铜刀作为中国早期铜器一个重要标志物，认真地，充满敬畏地进行探索是我们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第一章 绪论
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甘肃、青海地区，是集中出土早期铜器的考古学文化中年代最早的，在年代上跨越了龙山晚期和夏纪年早期，齐家文化铜刀作为早期铜器的一个重要品种，在齐家文化铜器中，出土数量较大，品种繁多，是探讨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本文就齐家文化铜器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一综述。
一、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齐家文化是位于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1924年，由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安特生，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并错误的认为“齐家期”为甘肃古文化六期中最早的一期。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宁夏南部与内蒙古西部地区也有零星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1600年。目前共发现遗址350多处。
1945年夏鼐先生以甘肃省广河阳洼湾墓地两座齐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彩陶片为依据，从层位上确定了齐家期的相对年代晚于马家窑时期对安特生的分期提出了质疑。1947年裴文中调查甘肃史前遗迹，首次提出了齐家文化的命名[1]，这些研究成果为以后齐家文化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是齐家文化初步研究时期。这一时期考古工作以调查为主，。经科学发掘的遗址较少，主要有甘肃武威皇娘娘台[2]（前三次发掘）、秦安寺嘴坪[3]等遗址，许多地点都发现了明确的地层，从而证实了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得到彻底解决。1956年，安志敏先生在《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将齐家文化陶器分成两群，认为它们可能代表着齐家文化前后发展的两期[4]，对齐家文化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60年代中期～80年代，伴随着大量考古发现，步入了对齐家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时期。这一时期发现并发掘了大量的齐家文化遗址，其中经发掘的主要遗址有甘肃省的武威皇娘娘台[1]（第四次发掘）、永靖秦魏家[2]、大何庄[3]、张家咀[4]、姬家川[5]、广河齐家坪[6]、西坪[7]、岷县杏林[8]灵台桥村[9]，青海省的乐都柳湾[10]、贵南尕马台 [11]、互助总寨[12]、大通黄家寨[13]，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吉兴隆镇[14]、固原海家湾遗址[15]。这些考古新发现为齐家文化全面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准备。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张忠培先生《齐家文化研究》一文的发表，从皇娘娘台、大何庄、秦魏家遗址分段入手，对齐家文化的分期、源流、社会发展阶段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将齐家文化分为“三期八段”，为以后齐家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坐标。文中对皇娘娘台等遗址出土铜器的年代也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齐家文化“独立走过
[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
[2]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6期。
[3]甘肃省博物馆：《黄河寺沟峡水库新石器时代遗址调超简报》，《考古》1960年3期。
[4]a.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渭河上游天水、甘谷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5期。
b.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渭河上游渭源、陇西、武山三县考古调查》，《考古通讯》1958
年7期。
[5]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临洮、临夏两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9期。
[6]甘肃省博物馆：《甘肃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3期。
[7]安志敏：《青海的古代文化》，《考古》1959年7期。
[8]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9]任步云：《甘肃秦安县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考古通讯》1958年5期。
[10]安志敏：《甘肃远古文化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6期。
了纯铜→青铜”冶铜技术的发展过程[18]。早在1957年—1959年皇娘娘台遗址前三次发掘中就发现了齐家文化铜器，这一时期齐家文化铜器的发现更加普遍皇娘娘台（第四次发掘）、大何庄、秦魏家、齐家坪、西坪、尕马台、总寨等遗址都出土有铜器，另外在甘肃省临夏魏家台子[19]和岷县杏林遗址调查中也发现了少量铜器[20]。1981年北京钢铁学院对齐家文化出土的部分铜器作了冶金学分析[21]。1989年，滕铭予对甘青地区早期铜器从冶金学、矿床学等多角度进行了研究，指出了早期铜器“红铜/原始合金铜→红铜→红铜/青铜→青铜”的发展序列[1]。拥有如此数量铜器的齐家文化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从而成为探讨中国早期铜器、铜器起源问题的关键[2]。
90年代后，齐家文化铜器的研究开始成为齐家文化研究的重点。这一时期主要的考古发掘有甘肃省的武山傅家门[3]、天水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4]、青海省西宁沈那遗址[5]、同德宗日遗址[6]。根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天水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的发掘，谢端琚对齐家文化分期和类型划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依地域不同和文化内涵的差异将齐家文化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进而划分出五个不同的类型，并对齐家文化的社会经济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一时期在甘肃省积石山县新庄坪[7]、武威海藏寺[8]等遗址调查中发现了10余件齐家文化铜器。随着齐家文化铜器资料的不断增加，齐家文化铜器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更趋深入。
[1]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4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2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2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2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2期。
[6]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7]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8]甘肃岷县文化馆：《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11期。
[9]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10]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
[11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1979年。
[12]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4期。
[13]马兰、刘杏改：《大通县黄家寨及杨家湾墓地清理简报》，《青海文物》第2期，1989年。
[14]钟侃、张心智：《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齐家文化遗址》，《考古》1964年5期。
[15]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海家湾齐家文化墓葬》，《考古》1973年5期。
[16]胡谦盈：《试论齐家文化的不同类型及其源流》，《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17]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
[18]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1、2期。
[19]田毓章：《甘肃临夏发现齐家文化的骨柄铜刃刀》，《文物》1983年1期。
[20]甘肃岷县文化馆：《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6年4期。
[21]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3期。
1993年，安志敏先生再次撰文《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对齐家文化发现的铜器作了细致的分析，并认为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铜器特别是齐家文化铜器的发展远胜于中原地区，推测中国西北地区可能首先接触到铜器的使用，并影响了中原铜器的发展[9]。
1995年，美国学者胡柏提出了塞伊玛一图尔宾诺现象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的发生接触的问题，她详细分析了契尔耐赫的研究成果，将塞伊玛一图尔宾诺的年代向前推到公元前两千纪初，并指出齐家文化受到了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影响，例子包括竖梁斧、有柄弯背刀以及骨柄铜锥、铜刀[9]。
1996年，王志俊发表《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及发展》，文章公布齐家文化铜刀一件[9]。
1997年孙淑云等对齐家文化发现的铜器进行了冶金学研究，并对齐家文化冶铜技术和冶铜业的发展过程作了分析[10]。随着对中国早期铜器的研究，许多学者越来越注意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铜器与欧亚草原铜器的联系。
2002年白云翔发表《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文章认为：中国公元16世纪以前的早期铜器已在50多个地点发现500多件，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其年代最早者为公元前4500年。早期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公元前4500～前2500年尝试冶炼各种原始铜合金的发生期，公元前2500到前2000年以红铜为主的发展期和公元前2000到前1600年以青铜为主的成熟期。中国古代青铜器分别起源于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文中提及齐家文化遗址5处，齐家文化铜刀7把。
2003年，梅建军发表《赛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一文，根据齐家文化铜器与赛伊玛—图比诺文化铜器形制的相似性，肯定了由美国学者胡柏提出的两者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并指出整个“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与欧亚草原的接触与联系是不同时期通过不同途径进行的”[11]。
2005年，李水城在《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一文中对齐家文化冶铜业的发展状况也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同时对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以及与欧亚草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交互影响作了有意义的探讨[1]。
2007年，王振在《从齐家文化铜器分析看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中，从器类组合、出土背景、冶铸工艺、分布地域等方面综合分析将齐家文化铜器划分成三组，并探讨了各组铜器的年代，揭示了齐家文化铜器的发展特点。以齐家文化铜器发展为参考，对中国早期铜器进行了年代、分区分析，对中国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演变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1]
2008年，吕学明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铜刀研究》中，在全面收集和占有青铜刀资料的基础上，严格遵循考古类型学理论，对铜刀进行类型划分，探讨铜刀的演变及发展规律。总结出先秦铜刀的发展历经了夏代前后、商代中晚期、西周至春秋早期和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在分期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考察铜刀的区域特征和区域间的互动过程。铜刀在发展演变的漫长过程中，一直呈现着中原区与北方区交相辉映的局面。两种系统铜刀的内涵是动态的、变化的。北方区铜刀形式富于变化，制作精良，艺术水准很高，对中原区铜刀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将铜刀的产生和发展置于我国冶铜术的起源和青铜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考察，总结出铜刀的起源和发展是多元的，并将漫长的、动态的铜刀发展演变过程概括为八个阶段。本文认为，铜刀起源于骨刀和骨梗石刃刀。铜刀主要是作为生产、生活工具来使用的，少量属于礼器，作为兵器的铜刀很少见。本文认为，中国的北方地区是一个重要的铜刀起源中心，在与境外的不同时代的诸多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1］王振: 《从齐家文化铜器研究看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与发展》， 《西部考古》 ( 第二辑) ，三秦出版社，2007年
2009年，徐建炜在《甘青地区新获早期铜器及冶铜遗物的分析研究》硕士毕业论文中认为：在中国，学术界一般把早于商代的冶金活动归为早期冶金活动，这期间遗留下来的冶金遗物即为早期冶金遗物。就中国现有的考古发现而言，早期冶金遗物主要是早期铜器和冶铜炉渣。研究这些早期铜器和冶铜炉渣，对探讨中国冶金术的起源及早期青铜时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甘青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大量出土的早期冶金遗物，在中国早期冶金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对来自甘青地区的宗日、尕马台、陈旗磨沟、火烧沟和黑水国等 5 个遗址的 45 件最新获得的早期铜器及冶铜遗物进行了科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红铜、青铜等多种铜质并存和有部分铜器含砷是甘青地区早期铜器的两大特点；铸造和热锻工艺并存应该是齐家文化铜器制作工艺的一个显著特征；黑水国南城冶炼遗址的发现表明中国西北地区在早期青铜时代已有冶铜活动存在。先后在宗日遗址、尕马台墓地和陈旗磨沟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砷铜器，是本文研究工作最突出的一项发现，尤其是宗日遗址的砷铜是迄今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砷铜，其意义重大。这一发现不仅将改变对齐家文化冶铜技术的演进历程的现有认识，而且将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在冶铜技术上的联系或相互影响，从而推进对中国西北地区冶金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1]
2011年，刘远晴在《中国早期铜器研究》的硕士论文中，从各区域早期铜器的发展特点；对欧亚草原相关考古学文化发进行简要介绍；典型器物的源流分析；区域间冶铜技术的交流与传播；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研究五个方面对中国早期铜器研究探讨。其中在河湟地区早期铜器发展特点一章，认为以公元前两千纪前叶为界，河湟地区的冶铜业发展可以划分为两段。第一个阶段是由马家窑文化晚期到齐家文化早期，这一阶段，冶铜业仍处在较初级的的水平，铜产品的数量不多，种类单一，器型也都比较简单。合金配比方面，原始合金铜出现，并最终完成了向纯铜的转化。此时的制作技术以锻造为主，铸造的产品较少，并且只采用双范合铸法。铜器多出土于居址，随葬的很少，说明铜器还属于比较珍贵的资源，没有完全普及。第二个阶段是齐家文化晚期，此阶段冶铜业表现出较为成熟的特性，出土遗址较多，产品
[1]滕铭予：《中国早期铜器有关问题的再探讨》，《北方文物》1989年2期。
[2]a.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3期。
b.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1期。
c.李先登：《试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史学月刊》1984年1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4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5]a.王国道：《西宁市沈那齐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年）》，文物出版社，199
b.吴平：《西宁市沈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年）》，文物出版社，1997年。
[6]a.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期。
b.格桑本等：《宗日遗址文物精粹论述选集》，四川科技出版社，1999年。
[7]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8]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积石山县新庄坪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6年11期
[9]梁晓英、刘茂德：《武威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作坊遗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5月30日
[10]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12期。
[11]孙淑云、韩汝芬：《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作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7期
数量明显增多，种类多元化，青铜器相较早期阶段比例有了明显提升，说明这一阶段纯铜工艺逐渐被合金铜工艺所取代。在制作技术上，铸造技术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人们已经能够使用多块范合铸像单耳竖鉴斧这样的复杂器物，环首刀、人面匕首带钮铜镜等器物的工艺水平也很高。铜器多出土于墓葬中，说明铜产品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资源。涉及到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铜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1]
同年，李刚的《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一书发表，文中以文化因素分析与文化因素比较的方法对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的几个主要器类：武器、工具、驭马器、生活用器作了分类研究，探讨了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中存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并兼及来自西亚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其中第四章结合齐家文化铜刀讨论了外来因素的影响[2]。
2012年，杨建华 邵会秋发表《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文章认为[3]：本文通过对中国周边的中亚地区的三个早期铜器发展序列的分析，了解到亚洲地区早期铜器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及本地发展与外来传入的区别; 并收集了欧亚草原早期金属器的相关地区的资料，明确了这些铜器的年代; 最后以此为基础审视中国最早并且集中的齐家文化金属器，对这些金属器可能的发展阶段以及来源做出有根据的推测。论文根据金属器的形态研究认为，中国早期金属器在形态方面很多都是外来的，但是没有解决中国金属器的制作能力是否也是外来的，这有待考古与冶金史更好的结合。文章在“齐家文化的金属器”一章中认为：在齐家铜器中，刀的数量最多，而且形态各异。根据欧亚大陆早期金属刀的形态发展，可以将齐家的刀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单刃刀，这与大多数纯铜时代的双刃刀不同，说明齐家的年代要大大晚于纯铜时代。最早的单刃刀见于希萨尔的青铜时代早期。齐家的单刃刀不会早于这个年代。第二个时期是单刃有背刀 ，但是还没有出现刀柄与刀身的区别。第三阶段出现了刀柄，便于用手握住使用 。第四阶段出现刀首装饰，柄部也加以装饰，还有以銎纳柄的按柄方式 ，这些器物的年代已经大大晚于欧亚大陆的青铜时代中期，与赛伊玛的组合略有相同之处。
同年，刘学堂发表《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文章认为[4]：中原地区虽然从新石器时代就零星地发现青铜器残片，但青铜文化真正兴起则到了公元前 2 千纪的前半叶，中国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发生的时代晚于中原地区。相比之下，新疆地区则在公元前 3 千纪末开始，就出现了发达青铜器群; 甘青地区青铜器群出现的年代也早于中原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新的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早期青铜器有从西北向中原内地和中国北方地区传播的趋势。这些发现大大拓宽了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与传播研究的视野。文中提到目前在甘青地区发现的属于齐家文化的遗存点很多，出土铜器的地点也相当广泛，有学者统计，目前在齐家文化中已发现铜器 118 件，均发现在洮河以西，属齐家文化中、晚期。齐家文化的青铜器主要有斧、刀、铜牌饰、扣、镯、人面匕首、双耳斧等。
［1］刘远晴.中国早期铜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1年.
［2］李刚 . 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文化草原因素［M］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3］杨建华 邵会秋.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J］.西域研究，2012 年第 3 期
［4］刘学堂发表《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J］.中原文物， 2012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