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源于一篇新闻。
2016年7月13日,老校友邱季端先生将6000件瓷器捐赠给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校长董奇在会上宣布,以此捐赠为基础成立北师大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并任命邱季端为首任馆长和院长。“清华有清华简,北师大有京师瓷。”董奇在致辞中将这批获赠的古陶瓷称作“京师瓷”,称北师大一定会保护好、利用好、研究好这些古陶瓷瑰宝。但网上舆论出现了很多质疑,一时间“京师瓷”、“捐赠赝品”成为网上热议话题。
在邱季端之前有李舒弟向浙江师大捐展的陶瓷艺术品,在邱季端之后笔者相信也会有捐赠人做同样的事情。仔细分析,发现业内对此次捐赠事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焦点上,不妨先梳理一下:
第一个舆论焦点:邱季端捐赠的瓷器数量如此之大,是否多为赝品?捐赝品是为自己洗钱?
“北师大瓷器捐赠事件”新闻当事人邱季端
这类讨论大多先聚焦邱先生本人,资料显示邱季端早年家境贫寒,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后下海经商,经过摸爬滚打,目前他是香港华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大陆的投资项目总数十六个,行业涉及家具、针织、漂染、房地产等领域,资金逾20亿。作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他也非常热衷于公益事业。他捐资兴建过希望小学,曾向北师大捐赠已经超过了3000万元人民币。
由此来看,这样一个成功的校友用这样一个方式回报母校,本是一件让人称赞的事情,但舆论聚焦的问题就处在他捐赠的是古瓷器,数量是6000件!“这批捐赠品被称为是涵盖了“两汉魏晋到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和窑口的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精品”的古陶瓷,是邱季端先生十年的藏品。”
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之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精神需求,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开始受到了大众的关注,媒体的大量报道,天价艺术品在拍卖市场的风头,更是引起了大众的兴趣。特别是宋元明清时期的瓷器更是成为了收藏界的宠儿。别说拥有几件古代瓷器,就是拥有一件古代瓷器也会让人兴奋不已。
网传邱季端收藏的部分陶瓷器
而邱季端这次却捐赠了6000件古陶瓷。6000件是个什么概念呢?舆论对此问题质疑颇多。可借鉴的数据是,故宫博物院馆藏陶瓷共计36.7万件,而在台北故宫,馆藏陶瓷只有2万多件。有人统计过去年一年在各大拍卖会出现的瓷器,一共只有600多件,可见邱先生一下子能拿出这么多的瓷器,难免引发质疑了。
援引,“邱季端先生认为,我们谁也无法准确知道某一朝代为皇宫生产了多少官窑瓷器,但是从已知的历史记载,无论是民窑还是官窑,历代瓷器生产量是极大的,官窑本身在当年就是有价值的流通货币。有记载:如乾隆二十三年六月,皇帝三次下旨将8511件瓷器拿出宫外变价,地点崇文门。“乾隆十六二十三、三十五等年宫廷在外变价琢器5100件,圆器117668件”。此情举不胜举。”
舆论对此质疑:“既然有这么多的官窑瓷器,那么他们后来去了哪里?”
“邱季端指出,官窑瓷器流向民间主要是三大去向:一是自然损毁。从出土瓷器大部分没有使用痕迹得到证明,但各种原因会损毁一部分,但比例不会太大。二是传世流转。若干朝代后有一部分传世品会当作古董流回宫里,供皇家把玩欣赏。还有大部分在民间富人或收藏家手里继续流传。三是埋入地下。本朝的官窑瓷器在当朝有很多是赐给皇亲国戚或有功之人做随葬品的,民间也一直有厚葬之风;另一种情况是持有官窑瓷器的人在社会动乱时期会把瓷器当作财富埋入地下。埋入地下可谓是官窑瓷器最大的去向。”
对于捐赠是为自己的假货洗白的观点,邱季端的解释是“这些藏品,是他花数十年时间,一点一滴从30多位名家后人那里购买来的。”
瓷器本身不会说话,它们只有在当作古代藏品交易、买卖或者捐赠过程中,才会涉及真伪问题。邱季端为什么要捐赠这批藏品,普遍的舆论认为无非两种想法,一个是出于对母校的感恩,作为慈善家,多年收藏也许有假货他并不知情,说到底就是被骗了。二是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通过捐赠行为企图让手中的“国宝”翻身,也就是洗白自己的假货。
笔者认为,客观的来看,给自己母校捐赠文物的捐赠者是可敬的。有的人就是喜欢文物,一辈子都在真诚的收藏,也在无私的奉献。即使鉴别有疏漏,藏品有瑕疵,也是令人尊敬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一些故意捐赠赝品的人。可能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通过给政府或者学校捐赠“文物”,让他们提供优惠条件,建立博物馆或者扶持资金,还会开展各种研究,再利用媒体进行宣传。那就是人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了。
第二个舆论焦点:北师大作为知名的高等学校,接受这么大数量的捐赠并且为此建立博物馆,是否应先鉴定,目前的做法是否过于草率?
先说北师大接受捐赠这件事。
舆论普遍认为,大学功能一曰科研,一曰教学。这件事,折射出大学里管理决策和学术研究是两条线,那么多的专家学者放着不问不咨询,仓促受捐、建馆。受捐文物倘若证实为假,大学科研和教学的任务一样也没实现。更严重的是,以北师大百年名校的声誉可能成为假古董的背书,误导公众。
大学捐赠和受捐,其实一直都有。对于社会人士主动捐赠私家文物藏品的举动,当然值得赞赏和大力提倡,但如此大规模的捐赠行为缺遭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质疑和抨击,虽然不能武断认为这“6000件京师瓷”就都是赝品,但至少说明双方在捐赠的手续认定和程序上是有瑕疵的,缺乏权威机构的鉴定和把关,很难让人信服。为此,捐赠者和受捐方学校应开诚布公、用严谨的鉴定事实说话,来打消公众的质疑。
再说北师大欲为这些藏品建博物馆并任命邱季端为馆长的事。
笔者认为,成功企业家以巨额捐赠换取大学内建筑物的永久之名,本是企业家和学校之间的事情,但为此成立一个文物博物馆,值得商榷。
我国建立博物馆的准入是什么?如何定义博物馆的属性?
资料显示,2015月3月2日国务院公布了《博物馆条例》,条例所称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博物馆包括国有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设立博物馆。
博物馆的设立没有采取传统的审批制,而是采取了登记备案制。设立博物馆应当满足场所、藏品、人员、经费和规章制度五个方面的条件,包括:固定的馆址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展室、藏品保管场所;相应数量的藏品以及必要的研究资料,并能够形成陈列展览体系;与其规模和功能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必要的办馆资金和稳定的运行经费来源;确保观众人身安全的设施、制度及应急预案。
“条例”规定:国有博物馆的正常运行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非国有博物馆的举办者应当保障博物馆的正常运行经费。如此看来,大学博物馆是有一定财政预算支持的。
那么,怎样建立合理有效的捐赠机制?谁为这些捐赠品鉴定把关?《博物馆条例》规定,博物馆可以通过接受捐赠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方式取得藏品。博物馆接受捐赠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博物馆可以依法以举办者或者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博物馆的馆舍或者其他设施;非国有博物馆还可以依法以举办者或者捐赠者的姓名、名称作为博物馆馆名。依法设立博物馆或者向博物馆提供捐赠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所以我的一个观点就是,高校办博物馆、接受人家捐赠文物,事先必须经过鉴定,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如果事先不做鉴定,会出大问题的,毕竟你代表的是国家的大学。”“京师瓷”事件一出,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许勇翔最先表态。
笔者认为,博物馆的馆藏品不一定都是文物,但是《博物馆条例》明确规定由国家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博物馆监督管理工作。引起这次捐赠风波的恰恰就是因为这些要建博物馆的古陶瓷文物。显然,北师大在没有进行鉴定的情况下,贸然就说要建立博物馆是不够严谨的。
中国艺术品鉴定之痛 :该谁来鉴定?能鉴定出什么?
无论是第一个舆论焦点还是第二个焦点,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艺术品的鉴定问题。这也是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一个长期痛点。
从“国宝献汶川”,到“汉代玉凳”、到“冀宝斋博物馆”、“到北师大瓷器捐赠”,这些事件都引起了文物界、收藏圈人士的广泛关注。正如疾病总伴随着生命一样,有古玩的地方总有赝品。买假对投资人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真金白银换来的却是赝品、垃圾,它不但吞噬着买家的金钱,还蚕食着藏家们的热情与信心。
对于“京师瓷”,有人说请专家来鉴定。首先何为“专家”?顾名思义是指在有限范围做深度研究的人。而现实生活中,一些无所不知的“专家”很多是不靠谱的。其次,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文物艺术品分类极细,陶瓷、青铜、玉器、书画……每一大项又分出若干小项,作为鉴定专家能掌握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不错了。浩瀚的文物艺术品由成千上万个严格区分的专业研究领域组成,专家们研究的领域越小,底蕴就越深厚,水平也就越高。如何找到对口的专家,这也是个难题。
也有人说用科技来鉴定。当年《功甫帖》的真伪之争,最后是依靠高倍扫描影像等现代科技手段对作品进行全面“体检”而得出“双钩廓填说”不能成立。最近几年,国家质检总局也在探讨建立“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体系”,希望通过科技鉴定手段,改变主要靠专家眼力鉴定的现状。科技鉴定需要大数据做支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这与艺术品使用的材质及保存环境的复杂性密切相关,只有对大量标本进行采样分析,才能对其成分比例有准确的判断。此外,科技鉴定只能鉴定成分和年代,至于是否是作者本人的作品,这个技术是无法鉴定的,还是需要专家的目鉴。
专家的缺失,科技的局限性,使中国艺术品鉴定一直处于窘境。有人说,“鉴定界有好多病,但没有正规医院去治,因此就有好多庸医出来瞎治。”
求解艺术品鉴定之痛 路在何方?
中国艺术品市场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期,整个市场的交易规模预计已经接近4000亿的水平,随着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的结构也在不断的丰富与深化,但市场交易不透明、市场体系扭曲,交易范围窄小,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评估鉴定权威体系的缺失,风险管控难度加大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甚至在一些方面还出现了越演越烈的态势。
对此,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西沐认为,“艺术品鉴定需要政府在搞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从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共同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重视艺术品市场相关行业管理组织的作用及其功能介入,通过行业管理组织来落实有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此外,还需要不断根据市场发展的规律发展市场主体,同时有行业管理组织要制定相应的准入标准,提高准入的门槛,对入围者搞好评估的常态化,建立征信体系与黑名单机制,实施动态管理,作好行业管理,从源头杜绝可能引起市场混乱的不利因素,给艺术品市场营造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
中国收藏家协会咨询鉴定委员会前秘书长刘建业认为,“国家文物局和各地文化局应该共同出面成立一个权威的国家鉴定机构,专门管民间的鉴定。”此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也曾表示过,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建立一个国家权威的中国艺术品鉴定体系,培养专业的鉴定人才,用科技创新打开鉴定中的技术瓶颈。
笔者认为,政府缺失、市场鱼龙混杂正是造成中国艺术品鉴定之痛之根本。但整体来说,艺术品鉴定属于市场问题,市场的问题应该由市场来解决。“京师瓷”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契机,它给中国艺术品鉴定提出了一项严峻的挑战。当我们在致力保护好历史文物的同时,规范文物鉴定资格认证制度和鉴定行为监管机制也应尽快提上日程,否则还会出现类似“京师瓷”这样的事件。
“京师瓷”事情还没有结束,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和美国大选一样精彩,但愿真理越辩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