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一度是展示人类工业文明奇观的大型展览,人们在参观的时候通常抱着猎奇心理。渴慕一睹新鲜事物原本是人的好奇心驱使，不过在自家门口看到世博会游人的好奇心表现，好像看到了另一些不同的东西。

先是拍照。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世博园区里至少每个单位有一部相机。家庭式游客使用相机的主要目的是“到此一游”，比如到了澳大利亚馆，就会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高声招呼亲友说“给我来一张”，“某某某，你快来和我一起照”，“这是XX馆，我一定要照的”……此起彼伏，高潮迭起。被拍照的中老年人通常热情很高，但表情肢体僵硬，不管他们到了什么馆什么展品面前，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子。如果问他们，你们到世博会看了什么，他们很可能会拿出一堆照片来，说“你看，我在XXX拍过照了”，除此以外就说不太上来了。这些凑热闹的人群坚持的立场，是“我来到此一游”，而不是“我来看好玩的东西”。

相机的记录功能促成了另一群人，每当我原本想凑近点看看某个造型独特的展品时，立刻会沮丧地发现，它已经被里三层外三层人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手上都举着照相机，而我手上其实也拿着，大家都希望拍到一些特别的东西。这个问题在于，除了拍照，我们有没有花更多思考和学习?潜在的答案也许是，相比思考，拍照要方便快捷得多，而且留下了实体影像，但思考和学习并不具有实用价值。

桑塔格在著名的《摄影论》里批评了类似旅行途中拍照的行为：“旅行变成累积照片的一种战略。拍照这一活动本身足以带来安慰，况且一般可能会因旅行而加深的那种迷失感，也会得到缓解。大多数游客都感到有必要把相机搁在他们与他们遇到的任何瞩目的东西之间。他们对其他反映没有没有把握，于是拍一张照片。这就确定了经验的样式：停下来，拍张照，然后继续走。这种方法尤其吸引那些饱受无情的职业道摧残的人——德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使用相机，可平息工作狂的人在度假或自以为要玩乐时所感到的不工作的焦虑。他们可以做一些仿佛是友好地模拟工作的事情：他们可以拍照。”

这个理论同样适合另一种我很不待见的盖章行为。

很多游客非常自觉地把护照盖章当作一件大事，每到一个展馆就要追着工作人员问“这里有没有盖章?”“盖章的地儿在哪儿呢?”如果得知本馆不盖章，就会嘀咕“这馆真没劲”“排队白排了”。休息的时候，彼此不认识的游客还会攀比“你盖了多少章啊?”——“不多不多，都是小馆，排队长的咱们没去。”即使是在该放松的时候，他们也以近乎辛勤工作的态度抢着多盖一些。

盖章行为的潜意识，是将参展体验变成实体化的印章，再演变成炫耀性质的“业绩”竞赛。如果取消盖章，很多人将难以获得被认同感，恐惧自己的参观行为无从证明。

从市场角度来看，相机和护照销售都是绝佳的商机。而剥掉面纱，我只看到一个人性：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