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同甘肃汉简一样，谱写了中国民间书法演变、发展的绚烂历史。其主要特征在于：一是由于大部分为佛教经卷，所以书法风格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和意义，这是由这七百余年间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审美趋向所决定的。东晋南朝以后，文化中心南移，南方兴起玄学等思潮，而在这里，依然保持着以往的儒学传统，所以敦煌书法书风的演变自然地融进了北碑时尚，即已由两汉时期先民们天籁精神下的浪漫不羁变为梵音佛乐中的老成持重。二是由于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战乱频起，7至9世纪历时二百年的吐蕃统治及其他少数民族占领敦煌，加之隶变已经完成，书法的书体已基本完备，所以在书体演变程度上显然放慢了脚步，而是主要朝着书体楷化和风格的塑造稳步前进。三是由于书法材质变为以纸代简，书写运动幅度、笔势、墨性等发生了变化，因而书者情趣、书法意态等产生了不同于竹简木牍的特点。

敦煌写经的作者，除了少数士族显贵之外，多为接受过书法的基本训练或严格考核的寺院经生、经生手或僧侣，尽管他们社会地位卑微，并不大通字学，书写中俗体、错别字迭出，但就书法水平而言，决不乏堪与书法名家比肩抗行的精品佳作。

敦煌文献的书体有楷书、草书、行书、篆书以及各种过渡性书体，还有一些美饰类墨迹。而最为显着的则是“敦煌经书”，即狭义上的类楷书的经书体，或称之为写经体、经生体。书体的演进、书法艺术的发展是与时俱进(变)的。隶变在汉代完成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楷书的走向臻熟，而迈出的第一步即先是“魏楷”兴起的转型。反映在敦煌书法中，从早期尚存带有分书意味的一些“汉楷”样式，随之逐步地形成以魏楷为基本而自成体系、颇具特色的经书体，突出地反映了敦煌书法特有的本质风貌。

下面，我们依大体时序，分别对敦煌书法的书体及其具有风格特色的一些墨迹，简要地进行讨论。

(一)敦煌经书

经书体，顾名思义，是指抄写经籍的书体。广义上包括楷、草、行等书体;但从狭义讲，人们习惯上只是把写卷较多的类楷书的书体称为经书体。它是自“汉楷”而后，形成于佛门寺院并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主流书体。由于宗教的需要，加之敦煌古代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必然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甘肃先民鲜明的性格特征。书法的创造发展在民间。经书体反映出，它不仅翔实地记录了汉字在隶变完成以后向唐楷过渡的全过程，而且真实地显示出民间书家对汉字及书法的发展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

经书体是两晋以来寺院抄写经籍的主要书体。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抄经者总是严格程式，工整抄写，只是时代不同风格亦不同。从经书体的演变发展过程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305580)，即自西晋经十六国、北魏、西魏至北周，这二百七十多年为第一阶段;隋唐时期(58l780)的二百年为第二阶段;吐蕃至宋时期(78l1006)，即自中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占领敦煌及张、曹二氏归义军时期，经晚唐、五代延至西夏统治时期，这近两个半世纪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品，有前凉升平十二年(368)的《道行品法句经》、晋《三国志·步骘传》、皇兴二年(468)的《康那造幡发愿文》、北魏《大般涅槃经》、兴安三年(454)的《大慈如来告疏》、延昌元年(5l2)的《成实论》、正光二年(521)的《大方等陀罗尼经》、540年左右的写本《贤愚经卷第二》、北周保定元年(561)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以及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拓本等。基本特点是，多数墨迹构形上纵而趋方，结体紧凑尚存分书(汉隶)意味，转而融进北碑书风，呈现出一派古雅、峻整、朴厚的风格。

经书体发展到第二阶段，已由隋大业四年(608)的《大般涅槃经》、大业九年(613)的《胜鬘义记》等尚未成熟的楷书，逐渐形成为典型的唐楷。代表作品如唐咸亨三年(672)的《妙法莲花经卷第六》、咸亨四年(673)的《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卷上》、唐高宗仪凤元年(676)的《金刚般若经残卷》和颜真卿青年时代的开元二十三年(735)的《阅紫录仪》、玄宗《御注金刚经》、典型唐楷《思益梵天所问经卷第一第二》、《合部金光明经卷第三陀罗尼最净地品第六》、《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说苑反质第二十》、肃宗干元二年(759)的经史写本《古文尚书卷第五残卷》等。书法进入唐代以后，名家辈出，广为影响，书法的社会意识急剧增强，反映在敦煌书法中，也是谨守法度，民间书法也向士族显贵书法靠拢，逐渐形成大同书风。

经书体楷书发展到第三阶段时，写卷书体多样化起来，所以像前此以往的唐楷书体相对较少。代表作品如唐昭宗大顺元年(890)的《论语郑玄注卷第二残卷》等。柳公权于长庆四年(824)所书《金刚经》碑拓，是他四十六岁时的代表作，也是敦煌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士族书法瑰宝，楷法森严，清劲俊秀，规矩中有变化，方峻中有灵气，俨然“唐尚法”的典范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