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惊异于佳句，有“迥出意表”之说，感佩某人才情多端，逐叹“知之不尽”——这两句话，挪来言说张仃先生的画到，再恰当不过。先生功业，多有专论在前。进入得见先生万年素描风景写生，赏读再三，进喜莫名，却不知如何下笔议论才好。

这是先生于焦墨山水同期经营得私淑作品，起手勾画，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先生羁身文革“干校”，无可作为，年望花甲，壮心不已。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岁岁出行，写生不辍，至一九九七年遂告歇手，时已八十高龄——这批风景素描前后牵沿累续二十余载，数量之多，潜修之深，委实迥出意表，弥足珍贵，而据我所知，竟至于从未面世——先生秉赋道行，真是知之不尽啊!

先生早岁中年的化作，或予人热烈华美的印象，及至焦墨山水，郁郁苍苍，诚可谓“灿烂归于平淡”，今看其素描，不料满纸披纷，质朴清新，景物纷繁，俊秀而空灵，于“平淡”中居然有“灿烂”之象。若论画品，率半是在能、妙之间，细择其中十八九幅，反复照看，允推神品，窃以为有胜于先生自己的焦墨山水画。

固然，笔墨与素描的纸本效果原本有异，而这批作品的姿态尤难把握，既显且隐，一如先生历来诡变的画趣——若视其为素描，通常所谓“素描”不能这般散逸，视其为速写，通常所谓“速写”远不及这般周详;看作备用的素材，这素材如此完满，说是严格的写生，又处处潇洒，随兴所致……最难评议者，尚在先生于西画式写生与山水画传统之间，如何出入往还，左右逢源：先生自己说，若非亲临眼见，他不会捉笔勾画，论对景写生，这便是西来的影响，中国画论虽有“搜近奇峰”、“行万里路”之类的形容词语，却是自来沿袭“观照”、“默记”的成法，不做兴倨实写生;然而张仃先生所有“倨实写生”的稿本，一眼看去，其图式与美学，俨然山水画大统脉迹斑斑，若非久自涵养，这批素描的况味便即不可思议。

张仃先生的创作观，自来忽此乎彼、亦庄亦谐。取先生堂堂戏言“毕加索加城隍庙”，论者便可说纷纭，或凸显其倾向“现代性”的试验，或称道其采撷“民间”艺术的美意，迄至出焦墨山水系列，尤可使先生成为民族文化道统的一位贤士……先生究竟是哪一种角色呢?所谓“知之不尽”者，我以为是在先生总于不同的层面豁然显现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次，又宛然展示不同的层面，以古语形容，即发乎于情致，入乎于学理——先生之变异多端，归类与定义，总是两难，而他淡然隐匿的素描，却使这两极乃至多极的创作实践，在他手中成为罕见的可能。

好比先生暮年一份宁静的证据，一笔风雅的注脚，这批小画似在他自己的“意料之外”，又在画律令的“情理之中”。这一良好的“悖论”，乃因素描天然适宜于知性与感性的均衡：我们看先生的焦墨山水，感性仍不受制于知性，因有涉笔墨千年的是非，而在风景素描中，手眼纸笔，逐告“感”、“知”两端的交融无间。

中国山水画的“旷观”、“境界”，西洋风景的“详确”、“丰实”，各有理路、各有美感，悉心审视，我们终究难说张仃先生是在优游写生，抑或向遥远传统致以当代的回声。在山水道统与写生旨趣之间，先生可谓处心积虑而了无芥蒂，诚不知出于天资，抑或历练多端的实践。以我看来，先生的擅变，非在其“变”，非在其“多”，而出于叔本华定义艺术家敏于“外化”的秉赋，贵在涉猎任一画类和主题时，那种内在的体贴与相知：先生不论是画了什么，怎样去画，都能深度卷入，整个交付自己：先生的漫画宣传画，是真的战斗;先生的壁画与动画，是真的豪情;老来的壮游神州画写生，自亦真的旷达。然而见及张仃先生性情的一面，便易忽略这批小画深藏的智慧，审慎的创意。

据说先生艾即曾修习国画，于是暮年画得那么热切，仿佛偿还青春得夙愿，又好比迟来的修炼，惟见他欢喜异常。当我目击先生的素描，发现我们几乎还不了解他。真的素描是这样的一种绘画;它自会透露作者可能并不知道的秉性。一位才情弥散的画家不会在万年浸淫于素描，出外写生，而老人的素描有如漫长跋涉的远景，自有无法企及的境域。毕加索垂老之年的素描，惊悸而贪婪，笔笔是在获取年命的余烬;在我们的绘画世代中，张仃先生也是位余温尤炽的寿星，然而平和渊静。毕加索若是看见这批风景素描，将对东方人的涵养之道，欣然有悟——今见张仃先生的素描，我以为，我毕加索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