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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来源: 中国国家艺术网   2022/5/23   作者:渠敬东   地点:北京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云阳老家的狗》,是戴泽先生迄今留存的最早的作品之一,作于1944年。那时,他还在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两年后,年仅22岁的他,便应徐悲鸿先生之邀,来北平国立艺专执教了。2003年,年逾古稀的先生,在这张素描上注明:“云阳故陵长带河我家的狗,是我家中唯一的一张写生”。画中的土狗,似乎在温顺地匍匐着,前爪紧贴着脸,凑在鼻子旁边,两只后爪和尾巴也顺势靠近自己的身体,蜷缩着,像是犯了什么错,一动不动的样子。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云阳老家的狗》

纸本素描,1944年,28.7 x 40.8 cm

这张写生,在技法上也很特别,先是用铅笔反复勾出轮廓,再用墨线强化之,线条生动流畅,自然朴实,局部的毛发及阴影用毛笔淡墨晕染,惟在狗的尾巴和后颈处,施以焦墨皴擦,西洋画和中国画的笔法两相兼得,栩栩如生。不过,古人所谓的“点睛”,即是此画的“着眼”之处:这条狗的眼睛上翻着,几乎完全成了眼白,似乎在告诉人们,在温顺的身体内,藏着一种不屑的态度,世间的一切虽可承受,可内心里的不屈却从未消解……

我常以为,画中的狗,便是戴泽先生的自画像。这想法虽有大不敬,但我不能欺骗我的直觉。整整四十年后,先生创作的另几幅画,如《睡》和《蓝豹》,再次印证了我的直觉,这让我感到惊讶:相隔如此长久,先生依然在书写着自己的样貌。作于1984年的这几幅画,也可以说是一件作品的两张面孔。其中,《睡》等五张系列作品,描绘的是一只橘黄色的豹子,即此类动物的原色;而《蓝豹》只有一张,神情和姿态与前者几乎完全相同,只是通体用紫色和蓝色晕染而成,很玄幻。像四十年前的那条狗一样,这只豹子蜷缩着,匍匐着,收缩身体,鼻子、四肢和尾巴皆汇聚前处,一只前爪舒缓地向前伸展,温顺地蜷卧着,一副慵懒的神态。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睡》

纸本彩墨,1984年,50 × 44.5 cm

技法上,先生不再借用铅笔打出底稿,而直接用墨笔细线构出极简的轮廓,以浓墨来表现遍及全身的斑点和纹理,再以橘黄深浅不一地晕染整个身体,兼用蓝色,在嘴角、耳、鼻、眼、嘴以及爪端加以淡染,形成细微对比的效果。所有这些画作,真正的点睛处,还是那只侧脸上的眼睛,淡蓝色的眼白里,黑色的眼珠上翻,依然是一种蔑视的神色,似乎在不经意之中,豹子的那种天生的孤傲、凶狠与狡黠,皆在眼底处流露出来。而那只蓝色的豹子,似乎更是如此,在这幅画作里,橘色和蓝色进行了反转,豹子通体是蓝紫色的,惟有那只眼睛,以橘黄色染成,成为整幅画面的焦点:在豹子的天性中,又加入了一种灵智、诡异和纯精神的成分。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蓝色的豹》

纸本彩墨,20世纪80年代,45 × 69 cm

这奇妙的紫色和蓝色,借助着色彩与纸张的渗透机理,破开了豹子的形体轮廓,向四周扩散开去,仿佛独在天地之中,动静似可于一瞬之间发生转换,也仿佛自成了天地,将世间的一切还原于此……

一条写实的狗和一只写意的豹子,就是戴泽先生四十年后的一次再生、一种轮回。那位自比于家乡土狗的倔强而朴实的青年,幻化成一只蓝色的豹子,在纯粹精神的领域里得到升华:世间的一切实像似乎早已弥散消逝,惟有那呼之欲出的灵动之我,方为“妙有”之境,成为一切的真相。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我知道,我的这种直觉,与当代艺术史家的定论是矛盾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戴泽先生是一位写实主义画家。他一生追随徐悲鸿先生,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几番浪潮,在最重要的人生阶段中,创作有大量的现实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他虽不能说是一位高产的画家,但他的画作,几乎涵盖了从建国前后到改革开放时代的所有重大主题,也始终以高昂的姿态,去贴近每个时期最鲜明、最宏大的脉搏,投入到现实叙事的主流之中。的确,历史犹如一条大河,浩浩荡荡,一浪赶过一浪;尤其在时代的转弯处,浪花汹涌翻卷,形成巨大的漩涡,一时间泥沙俱下,弄潮儿们也会卷入而去。有多少艺术,都难逃这样的命数,天上地下,判然两分。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北平艺专和北平美术工作者协会同仁合影

第一排右一戴泽,右三齐白石,右四徐悲鸿

北平艺专,1946年

一直觉得,真正的画家,是不会全然属于眼前的这个世界的。或者说,他不会以为,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真相;惟有在另一重的世界里,才有本真的光和色彩。也许这另一重的世界不曾示人,只留在自己的日记和图画本里,一经写出,也便合上了本子,断绝了人世。

绘画这件事,本身即是悖论:画家是靠眼睛看世界的,他的首要职责,便是用手来描画眼见的“真”。可要说“眼见为实”可以,但要说“眼见为真”,却未必见得。绘画中的西方传统,很久以来信奉的都是“眼见为实”的原理,“写生”常做“写实”来解,只有到了塞尚那里,才努力去“写真”。塞尚这样说过:“眼睛会歪曲形体,而只有精神才能创造形体”;艺术是一种与自然平行的和谐,而非模仿自然。同样,卡夫卡也认为,在现实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占有一个具体的空间和一个确切的时间,所谓“实”,便是如此。不过,卡夫卡却要求“真”,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以及所有实在的社会背景都被消除了,可读者感觉得到的,则是一个虽非“实”、却更“真”的世界。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塞尚

专业学者总喜欢把画家作家们分成这宗那派,塞尚属于“后印象派”,卡夫卡则属于“寓言派”或“荒诞派”。可说到艺术的“真”与“实”问题,却是隔靴搔痒了。艺术的派别或风格,并不是最重要的。若说艺术现于“美”,只是因为艺术家在求“真”,只是这里的“真”,不是科学家由“实”而得的“真”,而源自时刻守持于自身、展现为另一个世界的“真”:他需要用其一生将其保藏、守护甚至隐匿起来,永久封存或偶然乍现;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在自觉或不觉、有意或无意中,期待着与“真”的自己相遇,哪怕一生只有一次……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徐悲鸿辅导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教师进修小组

前排右一为戴泽

1953年

在日记里,戴泽先生曾这样写道:

我随着潮流来,随着潮流去,离潮流是自讨苦吃,顺乎自然,心平气和。

先生很清醒,他不想让自己的艺术被历史的洪流高举起来,再吞噬掉,不知所来也不知所终。当然,他也无法逆流而行,不顾身家性命,摇着一叶扁舟不见踪影。他无从选择,却必须抉择,他要回应他的时代的要求,他也要时刻守持住真正的自我。

先生也曾这样说:

真诚于内,外貌即现出美。

“美”的出现,惟有寻“真”所得。画家属于历史,交给流转的命运去摆布,却也可以超越具体的时空,“真诚于内”,方得始终。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1972年国务院宾馆创作组画家合影

左四为戴泽

如今,戴泽先生已是百岁老人了,他一辈子的作品,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类:一是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从土地改革到工业建设,从红军长征到抗美援朝,从义和团到大泽乡起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二是静物和风景,各式的绿植花卉,城市街区和自然景观的各种样貌,还有发生在老百姓身上的情景故事;三是人物画,市民与流民、劳动者与乞丐等等,但最多的还是自己的老师、同事、朋友和亲人,他(她)们是自己最熟悉的人,离自己最亲最近。就画家的创作来说,这些主题再平常不过了,似无特别之处。但若细心甄辨,却会发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常常隐而不彰,偶尔有几处笔触,或独特的情境和表情,才会透出他内心的真相来。在这里,我称之为一种“隐真世界”。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先生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回看戴泽先生的早期作品,常有别样的滋味。49年前的北平,先生留下了不少水彩速写。似乎是北平这座城市独有的灰调子,为他的笔赋予了独有的色彩。《吴作人的家》(1946年)是用一小块临时找到的破木板画成的,如今已经干裂:古观象台附近的城墙和房舍,在冬日的阳光下泛出灰色,干枯的枝桠和倾斜的电线杆,为街上的汽车、拉货的人及尾随的狗,渲染出灰度极高的底色。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吴作人家》

木板油画,1946年,27.8 × 33.7 cm

就是这样的北平,让街上的平民百姓也染着灰。先生用极其放松的笔触和充足的水分,调了灰调的各种色彩,来表现各色的人物及其情态。其中,带给人最深印象的莫过于一张小画《东城墙》(1946年)。高耸的城墙横亘在画面中,灰蒙蒙的,几乎铺满了一半的画幅,水彩带来了浓淡斑驳的效果,渲染出一种迷离的氛围,也消除了透视上的距离感,这是北平城的基调。中景左右,是普通的民房,墙皮脱落掉了,斜立的电线杆下,还有一处坍塌的废墟。北平的冬天,墙根下的几点红色,似乎是除夕鞭炮留下的痕迹。但近景中的孩子,却突兀地逼近观者,头戴护耳棉帽,身穿粗布棉袄,脸蛋和嘴唇冻得发红,双眼中露出僵直的目光。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东城墙》

纸本水彩,1946年,33 × 25 cm

在构图上,孩子的形象被压得很低,仿佛近在眼前,如肖像一般,这副呆滞的表情,让人无法避离躲闪。而这个孩子的左右两侧,画家添加的另外两个要素,使得画面的整个气氛更显得神秘。右侧的一条狗,用漆黑的颜色涂抹而成,像是粘贴的剪影,幽灵般地逡巡而来,横穿画面;左侧,另一个孩子双臂展开,双腿摆动,从远处纵向地奔跑而来;他身着黑帽黑衣黑裤,纯黑的色彩破散在涂染的水分中,动感十足。这样,一条狗与两个孩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非常奇妙的三角关系,纵与横、动与静、张与驰、明与暗充分混融在一起,在灰色的城墙下,演绎出一个引人联想而又似无内容的故事。

就这样,戴泽先生的画面,总有两种力量交织着:在北平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让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亲近得不能再亲近的情境,可也正是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景象,又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疏离感。这不由得叫我想起透纳的名作《霜晨》(1813年),那里也有英国人太过熟悉的冰冷湿润的冬日早晨,那里也有斜出的枯木枝干,有黑色的马,也有一个纵向而来的孩子,仿佛突然闯入了画面。同《霜晨》一样,在戴泽先生的画中,各个要素之间,几乎毫无关联,却又像命运一样,出现在了同一个平面。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透纳《霜晨》

布面油画,1813年,113.7 x 174.6 cm

现藏于泰特美术馆

我们当然不能胡乱猜测,说先生如何受到了透纳的影响,但画家们对于世事与自我之复杂关系的敏感,想必是共通的。没错,或许《东城墙》描写的是实景,是灰色的北平赋予人的一种特别的亲和力,但以画家自我之反身意义上的观看出发,所谓写实的艺术,却已经被抽离出来,经由知觉上的过滤,而形成了一种“属己”的认识和“虚拟”的表现。

保持距离,是艺术家的天性所在。中国人讲的“隐”字,就有这层意思在里面。因此,这里讲的疏离感,就不是对于现实一切的直接经验,也不是一种理性化的先验认知图式,而是像梅洛庞蒂说的那样,“将表象的颤动恢复和转化成可见的现象”(《塞尚的怀疑》)。我们生存的世界,并非是以认知作为源初呈现的,不是因“保持距离”而形成的认识。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保持“距离”,不是观看,而是沉浸,不是获得,而是返回,不是为所见之“物”所左右,而是因物、借景而起“意”,由此而见(现)“真”。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这样的距离感或疏离感,甚至在戴泽先生后来的主题创作中依然可见。

在美术史的书写中,所谓“写实主义”,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造像,就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因此要尽可能地消除自我的成分。尹吉南指出,就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来说,艺术史进入到了一个平民化的时代,在政治性的大叙事中,集体叙事是第一位的。所谓白话文运动,即是有大众审美所要求的那种贴近现实的趣味:画得像不像,看得懂不懂,便成了衡量艺术的基本尺度。不过,新时代的文人,思想的孕育却在新旧文化之间,鲁迅就同时具有两种语言的思维,一个是白话文,一个是文言文,因此,他或是并行使用,不断切换,或是创造出一种两者合糅的语言风格,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意象。建国后,很多画家也使用了两套语汇,一边突出宏大叙事的现实性,一边则着意描绘一些静物小品,“像一种隐语,呈现一种间歇的状态”。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和平签名》

布面油画,1950年,155.5 × 124.3 cm

现藏于上海龙美术馆

批评家们常说,写实主义因其集体性和政治性是很容易形式化的,而形式化的极致便成了程式。因此,在政 治挂帅的年代里,许多作品千篇一律,是分不清作者的。不过,最高的写实主义绝不是程式化的产物,依然留存着作者的痕迹:他的生养之地,他的出身,他的文化认同和趣味,他的交往圈子,他的理想价值,甚至于他天生的性格以及未曾失去的自我品格,都会不由得形成某种距离,并流露在他的作品里。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农民小组会》

布面油画,1949-1950年,130 x 160 cm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就拿戴泽先生的代表作《和平签名》(1950年)和《农民小组会》(1949-50年)来说吧,虽然反映的是时代的题材,一是“世界和平大会”,一是土地改革运动,但从人物表现上,则具有极为独特的作者性。这些画中的人物,既没有被放置于一个典型的历史场景里,也没有借助高光和亮色加以表现。相反,在日常化的瞬间中,无论是城市平民还是乡村农民,都充满了朴拙之气:形象上低矮而不高大,表情也很粗简,土里土气,面部和五官的构成上也没有依照标准的比例,像是要获得一种破型的效果。在一些细节方面,先生的画笔也好像有意不遵循写实的尺度,强化了面部机理和衣着纹理的粗陋感,甚至通过加大暗色的表现力,来营造出一种淳朴厚重的乡土气息。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赶马车》

布面油画,1948年,112.5 × 126 cm

这样的笔触,也体现在较早的作品的《马车》(1948年)中:车把式一手牵马,一手持鞭,歪戴着棉帽,袒胸露怀,阔步前行。人和马皆用粗陋的笔触涂抹而成,特别是农民的脸庞,单纯由色块来凝筑,一种泥土和风雨所塑造的体积感,便呼之欲出了。而人和马留下的阴影,则加入了蓝色和白色,与黑色和褐色混融一处,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流动感。先生看似随意的用笔,表露出对坚实与浪漫如何统一的独有理解,他把自己对乡土世界的体悟,隐藏在这些非常细致的笔触中。他曾说:“相信你的眼睛,画你所看到的”,而这样的观看,并非只是靠肉眼的捕捉的实在之物,而是一种基于自身的心灵感知而获得的轨迹。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作画中的艾中信》

布面油画,1946年,45.5 × 57 cm

更有意思的是,先生的这种表现手法,也不可简单地归于乡土意识,或者说不是单纯由创作对象来决定的。作于1946年的《艾中信像》,画的是恩师艾中信写生时的情景。画面中,画家与坐在他的前面的模特,即一位极为普通的中年男人,以及画家身后像是画在木板上的一位少年,皆用粗粝浑厚的笔触写成。而这种表现,让人突出感受到的,虽可以说是一种实态,但也超出了具像的表达。画家反而更加强调,这三类不同的人物形象虽处于不同年龄和阶层,却有着人的共同品质:那种简单朴素、自然温暖的,而又坚决、刚直、淳厚,甚至默不作声的调性,彷佛只有跟最亲、最近的人一起,才会有的真情与真意。

先生相信,用自己的眼睛在平民百姓那里看到的,是亲友般的气息,也是他的自己。他隐隐地将自己所得的“真”,注入到革命时代的浪潮中,像复调中的独特音色,不时地发出回响。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先生生性平和,不言不语,他应时代要求,绘制过各种题材的主题作品,但与此同时,他也刻意保持着与时代之间的距离,“顺其自然,心平气和”。50年代,他曾因追随徐悲鸿先生而在艺术路线上受到排挤,文革期间也被关进“牛棚”,下乡劳动。他深知世间的高光处,必然伴有阴影,潮流的高头处,则是急转的漩涡。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 (右) 与韦启美 (左)、李斛 (中) 合影

徐悲鸿纪念馆,1954年

工作生活中的这种半隐状态,使他依旧守护着一种文人的心性,虽已难见曾经的山林,可家人与朋友的小世界,何尝不是心之所往的依靠呢?先生时常用随手捡来的木板和纸片、油彩和炭笔,记录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在一个充满紧张和压力的时代里,惟有在最亲近的人那里,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才会有一颗松弛的自由心灵。这仿若古人的烟霞与林泉,所见之处,最不经意,也最为自然。先生的这类创作,画材是随意取来的,画题也信手拈来,笔触上即兴的成分很大,画面则常常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生活中的“真”,往往在一瞬间,也如细细的涓水,流淌不尽,不温不火,不疾不徐。而隐匿的真意,却可时时流露于笔端,家人朋友每一种熟悉的姿态和表情,哪怕是一张熟睡的脸,都会让人心安。先生一辈子都在小心呵护着由亲密关系构造的天地,从年轻时起,特别在那个艰难的时代里,都在不停歇地用画笔记录着身边的每个人,保藏着自己的最真切处,外貌的美,永远源出于内心的真诚,别无他途。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韦启美像》

纸本水彩,1947年,27.5 × 37.4 cm

1947年的《韦启美像》,画的是他一生中最真挚的朋友。这位与其形影不离的人,蜷缩在被子里,正在酣睡,高挺的鼻子和歪歪的嘴,白里透红的面庞,仿佛将全身的力量都投入到了久违的睡眠中,鼾声中似有一种贪婪的激情在,好不热闹!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韦君》

纸本水彩,1943年,23 × 12.5 cm

而作于4年前的《韦启美像》,也像是出于同样的怜爱:韦启美瘦削的脸,尖锐的眉,低垂的双眼和歪斜的嘴,苍白的面色中透出些许红润,瞬间显露出那种羸弱而坚毅的性格,戏谑中有真诚在。先生画笔中的独特趣味,在于他与友人之间时刻保持的一种无间状态,正是由于一个人天然的不对称、不均衡和不完美,才会有艺术上由“真”而“美”的机会。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自画像》

纸本水彩,1946年,18.5 × 28.5 cm

而且,一个人对于自我的认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戴泽先生的《自画像》(1946年),也是对自己最直接朴素的关照:画家将自己置身于积满水渍的背景里,浓密的眉毛、倔强的眼神、宽大的鼻和凸起的嘴,比例失衡的面部与靛蓝色的衣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领口微微露出的印花丝巾,将一个人的坚毅和厚重,与内心中如歌的激荡隐约地透露出来。的确,画家的自画像,既是关于自身的一种有距离的理解,因为他惟有从自我那里疏离出来,才能返回自身,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觉知”;但与此同时,这又是一种无距离的再现,他必须让画中的自我重得呼吸,重获一种精神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画中的自己才会升华为“真”的自己。

就这样,先生一直画着朋友,画着亲人,并由此画着自己,一生从未中断。他从亲人那里获得安慰和快慰,甚至有一种饥渴的感觉在。画布上的妻子和孩子,始终是以最贴近自己的方式出现的,随手起稿,随时起意,就像家中的柴米油盐,须臾不可少,是平淡天真的味道。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陈碧茵像》

木板油画,1946年,56.5 × 39 cm

作于1946年的木板油画《陈碧茵像》,将光与色的关系表达得极为充分:额头上的高光,与耳、鼻、口及双颊的纯红色搭配,再加上背景中的深褐底色,凸显出一种勃勃生发的生命感;藏在交叉双臂中的手,则以次光的效果与面部互映,让人感到一种特有的稳定感。这是先生从妻子那里获得的心理支持和精神感召,沉稳而有力,沉厚而悠扬,如同画面右侧以雄浑的色块加以表现的窗帘,透着彩色的光,也透出一种永远的希望。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作画中的陈碧茵》

纸本水彩,1962年,38 × 55.5 cm

16年后,纸本水彩《工作中的陈碧茵》(1962年)中,先生将几瓶花束置于前景,花开得鲜艳奔放,妻子在书桌深处认真地工作,花丛中的脸已然失去了青春的颜色。在暗色背景烘托的纵深中,那张略感疲惫却又聚精凝神的神态,不正是一位辛勤操持的女人最有光彩的形象么?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敦平》

木板油画,1949年,39 × 49 cm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小天使》

布面油画,1952年,41 × 50.5 cm

先生爱画自己的家,也爱画自己的孩子。《敦平》(1949年)和《小天使》(1952年)画的是他初为人父的感受。他的笔触依然是浑融的,色彩的累积感极强,色调的处理也是平和的。刚刚降生的小生命,是自然最完满的绽放,像一颗嫩芽,既带着泥土的气息,也体现着光的韵味。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小兔子》

布面油画,1964年,50 × 60 cm

作于1964年的《小兔子》,画的是孩子的少年。一只白兔在他的怀抱里,晶莹的红眼睛,双耳长得出奇,几乎失去了比例。兔子的白毛胡乱地涂抹而成,与之相照应,是孩子明亮的双眸,如水一般清澈。孩子饱满红润的脸颊和嘴唇,衬托出那天真执着的眼神,仿佛这只白兔,就是他要守护的一切。或许,这种天底下最为纯洁的力量感,正是先生想要托付的“真”。这样的真诚,惟在孩子的目光里,只有白兔成为了真理,现实中的人才会获救。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在一个平民化的时代里,世间的物象会随着人们的内心意识发生变化,历史和风景皆可重新塑造。不过,这样的时代图景,并非只有一种集体叙事的形式,它依然可以在艺术家的个体身上发生。戴泽先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林泉之士,却并未由此失去“隐归”的心迹。他始终与一切现实若即若离,把内在的田园和山林安放在人与人因亲密而真挚的关联中,依靠在亲人和朋友身边,从一个物件、一束花乃至一只动物那里,获得长存不变的精神慰藉。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马奈《白牡丹与修枝剪》

布面油画,1864年,30.5 x 46.5 cm

现藏于奥赛博物馆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临摹马奈<白牡丹>》

布面油画,1954年,26 × 34 cm

这样的画家,虽逃不掉被学术概念化的命运,但若真正从作品出发,则常常带给人们料想不到的惊诧。1954年,先生绘制了《临摹马奈<白牡丹>》,原作是马奈1864年的一幅作品《白牡丹与修枝剪》(Branche de piviones blanches et sécateur),相当有精神上的力度。画中的两朵牡丹,一朵盛开将谢,一朵含苞即放,好似人生中的两个重要阶段,难以名状,欲言又止。先生的临摹,既形似,更神似。他像马奈那样,用粗放、雄浑的大笔触,来营造每一朵花的结构关系,充满张力;他更像马奈那样,远远超越了对象化、实体化的理解,而逼近于存在的现象本身:画中的牡丹,虽然已被剪下,注定会死去,却仿佛与人共同呼吸,在与死亡的抗争中,使生命得到了最终的绽放而获得了真正的本质。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海草房》

纸本水彩,1981年,27.5 x 39 cm

先生一辈子丰富经历,有年轻时的憧憬,有归国后的热忱,有动乱年代的沉郁,也有改革开放后的欢愉。80年代后,先生好似重得的生命,他笔下的静物和风景,开始变得多彩多姿,轻盈而绚丽。1981年的作品纸本水彩《海草房》,是一幅光彩一体、水色交融的风景画。画面的结构很简单,海边的沙滩上,是一连串的礁石,像音符一样排开;礁石上,是两间石砌的民房,三角形屋顶由淡黄色的干草铺成,再逐渐过渡为屋檐处的淡紫色。在阳光下,礁石和房屋通体透明,与天空中用水调制的蓝、黄和紫三色,构成了一个湿润、明亮和多彩的世界,加上门房中绿色的门和红色的瓦,使整个画面洋溢出一种天真欢快的气息,宛如一首印象主义的乐曲,在光与色的交融中灵动不止……

2000年,先生的布面油画《窗外之一》,描绘的是他最熟悉的场景。他曾说:

“王府井的煤渣胡同我住了一辈子。我喜欢画窗外,静静地画我看到的,一张接着一张画下去”。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戴泽《窗外之一》

布面油画,2000年,60 × 50 cm

这平淡的语言,仿佛就是平淡的画面:雪天里,远处矗立的是红灰色的高楼大厦,中景和近景中,几间民房的屋顶构成的洁白色块渐次铺开,一株墨绿色的柏树直插其中,与街上小小的行人对比强烈。画中的一切安静有序,错落有致,几团蒸汽渐渐生起、扩散开去……我们可以想见,在自己的家里,年迈的先生徐徐望向窗外的情形,这是再平常不过的景象,是他最熟悉的气息,仿若家人,天天陪伴着自己。先生一辈子得到的呵护,便在这熟悉得已经无法自觉的情景中。他每每望向窗外的那一刻,一种隐性的“真”就会悄然地靠近他,抚慰他,直到老,也不会消失。

说实话,构成一个人的世界的,无非是人与物。但一个人最终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物,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先生的性格,常常是只看不说,沉默寡语,或许在他那里,看到的已是真相,说出来,便落了世尘。只有画笔,才能写出一个“隐真”的世界来,这是他的本真,也是他的归宿。

渠敬东:蓝色的豹——戴泽的隐真世界

 

1946年9月24日,年轻的戴泽先生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什么是伟大?

在天坛、在皇宫、在万里长城。

荒凉也在那里,几百年的老树,狠命地长着。

大的描金红柱空空地撑着空虚的大殿,

静静地飘着幽灵,帝王的幽灵。

一切都不安定,像一只野狗到处流浪,

走向哪里,它不知道,

唯一的希望,是一个保暖的地方。

2013年11月20日,年迈的戴泽先生写道:

在画册上看到许多认识的老同学,有的已故,有的高龄。

李斛带着一腔的不满1975年去了,韦启美带着理想走了,梁玉龙走了,卢开祥走了……其实我也该去了。

现在好像是灵魂回来了。

或许,从一只流浪的狗,长成一只蓝色的豹,就是一个人通向灵魂世界的写照吧。


(渠敬东/文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2022年春季号,第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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