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人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所有大小运动，改革、跨越（在此，我就不再去重述大家娴熟于心的历史了），而且这五十年正好是他们这批人生命成长，生产和创造最活跃的时期。从十几岁至五十几岁，第一个四十年，人生的上半场已经谢幕。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结束。相反，或许最精彩的部分正在到来。
那么，今天的这代人，他们在何处？他们生活的如何？他们的精神和意识状态是怎样的？得益于互联网，通过同学群、朋友圈、艺术群、同事群、海外圈....我们或许略知大概，此处不做褒贬。他们中间功成名就的人不在少数，正如在他们少年时期所被期待的那样，俨然已成国家栋梁，或在各自的行业内成为权威和佼佼者；当然，还有一些人默默无闻，但仍坚实或哪怕虚妄地活着。我们对他们今天的踪迹、所作所为、辉煌或沉寂，都无以一言以蔽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是碰瓷的那一代，也不是玩VR虚拟世界的新新人类。在理想和信仰之间游离，是这代人的共同特点。因为七十年代的效忠、八十年代的叛逆、九十年代的开放，二十一世纪的竞争，都使得这代人在对主场若即若离的关注中，试图保持着一种纯真和诗意。我认为这代人的人生注定是一场逃逸、寄居、和回归的历程。
蒋锐，无疑是这代人当中的一员。他与上述六十年代生人特征相符的典型性是在我看到他的作品时确认的。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他，让我对这代人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蒋锐在美国，我在法国；我们从未谋面。我跟他通过几次电话，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抑或是我的错觉（天底下其实没有绝对的错觉），每次跟他通话时，我的感觉是他好像总是在开车。（第一次）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我竟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这让我想起老友朱文的小说“达马的语气”（我一直认为这小说很牛，顺便说一句，老朱亦生于六十年代）。小说里的“我”能够通过一个陌生人在电话亭里打电话的声音和语气判断自己跟这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叫达马。尽管大家可能不知道达马在何处，甚至都不是特别喜欢他。然而，达马的语气却像“病毒”一样传染迅速，以至于“我”能够在人群中一眼识别谁是达马的“朋友”。朱文的这种拟人化写作手法或许应该称为“拟物法”；因为“达马”这个人非常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达马”代表的只不过是那个时代、那个地区或某个圈子的一种显著特征，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印记。它甚至是学不来，抹不去，防不慎防的。
蒋锐在地球的另一端开着车，以我熟悉的“语气、语速、语言习惯”说着话，前行.....好像我就坐在他的旁边。我得知，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我们几乎同时从同一个地方分别出发，奔向不同的方向；他去了美国，我来了法国。他（开着车）告诉我，他本来的首选也是来法国的，可是法国拒签了他，但美国接受了他。接着他不免自认天命一番。我很想跟他说，事到如今，去到哪里其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去了，离开了，出发了。我把它称为一种逃逸。一种属于我们那一代人的逃逸。逃逸，是地球一切生物的本能。动物以此防御和活命；人类以此躲避和立命。六十年代生人的逃逸除上述两种之外，还有更多复杂的东西。比如不服与冒险，比如挣脱之后的喜极而泣和游戏之中不言而喻的快感。普通的逃逸是为得到安全和保障，六十年代生人式的逃逸，用现在的流行语来形容或许再确切不过：是为了“诗与远方”。他们付诸于行动，而不单单只是发个朋友圈。
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这些都是人们暂时寄居的地理和物理概念。对于艺术家来说，寄居只是暂时的形式，出发才是永远的常态；艺术家自带此功能，并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DNA和骨髓里，汩汩奔腾。正如叔本华所说：“人能做其所意愿，但不能意愿其所意愿。”也就是说，人永远不会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到外界的迫使，还要符合内在的必然。艺术家是最逃脱不了这一宿命的人群。看到蒋锐发来的作品时，我再次证实这一点。它们让我小小地吃了一惊。粉色、亮色、女性、肢体，裸露….显然，这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类似“达马”的情景剧，艺术家蒋锐已经从某个或若干个场景中抽离，或逃脱。并且逃离得非常彻底和坚决。
这种反差通常被当作是一个艺术家的底色，更是他们赖以立命的根本，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老蒋，祝贺！”但我同时更清楚，对于蒋锐来说，其中则另有含义，因为这何止不是他的另一场成功的逃逸和寄居。一个新的庇护所？或许连蒋锐本人也不自知。但我可以肯定，他很受用其过程。正如我想象他抓着方向盘驱车前行的情景，我一样好奇他创作这些作品时的状态和初衷。我记得我好像向他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但他的回答语音不详。不知是信号不好，还是故意而为之。语音不详是对的，艺术家不是撰写咖啡机使用说明书的人。一如难以琢磨的风格和主题，当代艺术理应承载着当代社会危机所有的突如其来和始料未及。个人与社会，现实与梦想、男人与女人，邪恶与善良，都在各种悲剧、喜剧与闹剧的混乱中对峙和调解。老蒋深谙其道。蒋锐或许无意中正在尝试的是一个女性主义艺术创作的实验，他的手法介于表现主义和具象或喻意主义（figurative art）之间，后一种概念“figurative art”甚至在中文阐释文本中无法找到对应的词语，“写意”一词与之接近，
但娴熟中国艺术史的人很清楚，这完全不足以表达，因为“figurative art”艺术所追求的范本更多是反映当下社会文化正在发生的晴雨表。这可能也是蒋锐之所以排斥隶属于某个流派或艺术组织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过他只对色彩的使用和视觉效果负责任，我很理解他。但是作为文本叙述，我们暂时还无法回避一些通用概念。所以我在去年撰写关于吕克·图耶曼（Luc Tuymans）艺术创作分析 « 皮相：失望来自欺骗和误读 »一文时，将figurative art一词翻译为喻意主义艺术。在这里，我花费笔墨说明此事，是因为我认为蒋锐作品的表现手法非此莫属。图耶曼曾经说过：“这个世界的诟病必须以绘画的方式来呈现，而绘画对于艺术家的乐趣则是制作它和对画布的抚摸”。蒋锐的“对色彩的使用和视觉效果的负责”在逻辑上与此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同时，蒋锐还认为，艺术家无论男女，或何种宗教信仰，他们都有画任何事物的自由，包括性或其他...在我看来，任何好的作品，无论是性与暴力，悲伤还是恐惧，它所呈现出来的一定不只是性或恐惧，而是比这些东西本身更大的色情欢乐或悲哀，比暴力更残忍的质疑和恐怖。
艺术的主体是作品，艺术家负责创造艺术的逻辑框架，这种创造能力来自天赋，阅历和悟性，他们可能作品不多，但厚积薄发，步步到位，蒋锐以及他们这代艺术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剩下的就是执意和坚守。接着，一旦作品生成，它们则不再单单属于艺术家本人，而是所有人。因为当作品公布于众，被呈现在观者面前时，它便开始被不同的个体消化和分解。正像所有的逃逸，我们每次前往的方向都不可预测并吉凶未卜，艺术作品的意义同理。与此同时，也只有这种新的开端和新世界的到来才能使得“自由”产生意义，而由艺术所定义的自由是所有自由的最高境界。正如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兼社会学教授阿兰·巴蒂欧（Alain Badiou）所说的：“非帝国艺术不仅是一场精密而坚固的论证，更有黑夜伏兵一样的出乎意料，和星星般的崇高非凡”。（L’art non impérial doit être aussi solidement lié qu’une démonstration, aussi surprenant qu’une attaque de nuit, et aussi élevé qu’une étoile.）祝愿蒋锐艺术前行的道路上收获丰厚并充满惊喜！
艺术家简介
蒋锐，旅美艺术家，自称摆渡人，美中艺术家协会会长，美国青年大使基金会主席，曾任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全景中国单元主席。90年代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于90年代末赴美深造。1998年获得圣.托马斯大学全额奖学金，并于2002年完成硕士学位。荣获硕士。从事艺术实践及研究近30余年，创造出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蒋锐通过抽象和具象的形式以及绚丽的色彩表达深刻的精髓与人的情感，巧妙地运用视觉语言来传达超越文化的深度。分别参加了2014， 2015，2016，2018， 2019的巴塞尔迈阿密艺术愽览会（红点展区）2017 圣塔菲北美艺术节。近年成功地协办了休斯顿国际电影节，并成功地推出“全景中国“単元， 这是北美最大让中国的几十部电影走向世界，从而为中国电影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国际平台。许多中美有识之士这样评价道：“老蒋一位真正的来自民间的中美文化交流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