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自从古人从粮食中研习出酿酒之法，“饮”与“食”便不再分割。桌宴无酒不成席，正因酒的存在，无数豪情壮志皆在觥筹交错间畅饮欢谈。更诞生了围绕席间的独特人文形态——酒席文化。
汉墓石棺“宴饮观乐图”画像
拥有数千年酿酒史的酒都宜宾，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从所展现的飞剑、倒立、跳丸、冲狭等杂耍画面，我们便能感受到在饮宴场面里体现出的浓郁酒文化氛围。
王仁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
考古是方方面面都可以研究的，它不仅是对看得见的遗址遗迹进行研究分析，它其实更多的是从有形的探寻迈入无形的探寻。无形大到岁月、历史、文化、艺术，小到遗址遗迹周边过去人民的生活形式、娱乐方式。所以考古五粮液研究项目，不只是对宜宾酒、对五粮液酒史上的溯源，它还可能是揭开这座城市古人们的饮食文化、饮酒文化的一个途径。
现藏于宜宾市博物院的一副民国牙雕酒令牌及筒，正向世人展现着宜宾当时酒令的文化风貌。
民国牙雕酒令牌及筒（宜宾市博物院藏）
这件民国牙雕酒令牌筒，由盖、筒、牌三部分组成。盖端与盖身可以分离，由子母扣连接。盖顶面饰变形莲瓣纹、回纹，盖及筒外壁浅刻花卉、人物、山水。
筒内49枚酒令牌，均双面刻字，一面多为七言诗，如“一片彩云迎晓日”“二月二日江上行”“十月先闻岭上梅”等，其后均刻有四字行酒令，如“新婚一杯”“出席一杯”“遇寿三杯”等行酒文字。客人怎么喝酒，喝多少，全凭酒令筒里摇出的酒令牌决定。
酒令牌及筒的背后，是对绵延千年的酒令文化的追溯。酒令起源于西周，完备于隋唐。起初酒令是酒宴中维护礼法的条规，多用于限制饮酒。随着朝代的更迭，民间饮酒的宽泛化，酒令逐渐演变为酒宴中佐酒助兴、宾主尽欢的方式。在酒席间推举一人为令官，客人们听令轮流说诗词、联语或进行其他类似游戏，违令者或负者便饮酒。
明代《朱瞻基行乐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历史上第一个酒令可追溯到东周，名为“投壶”，投壶在战国时期非常盛行。其方式是往壶中投箭，壶是窄口长颈大肚，在壶中放入半壶豆子，置于稍远处，每人依次取箭投掷，投进为赢，没进为输并饮酒。三国邯郸淳在《投壶赋》中写道：“络绎联翩，爰爰兔发，翻翻隼隼，不盈不缩，应壶顺入”，将投壶者们身手不凡的投技和妙趣横生的场景描写得惟妙惟肖。
每个朝代的酒令方式皆五花八门，对诗、对对联、猜字或猜谜等；较为简单且大众化的方式，则是“同数”，也就是如今的“划拳”。酒令最文雅时期当属魏晋。晋朝时，富可敌国的石崇在家中宴客，他要求客人即席赋诗，而且规定“或不解者，罚酒三斗”，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诗为令的酒令便正式产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雅士纵情山水，追求格调，创新出别有风情的曲水流觞。所谓“曲水流觞”，就是选择一个风雅静僻的地方，文人墨客按秩序安坐于弯曲的溪水边，一人把盛酒的杯子放在上流水中，使其顺流而下，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取杯饮酒，并赋诗一首；若才思不敏，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立即赋诗，便饮酒自罚。此种酒令深得文人墨客的青睐，“曲水流觞”也因此被看做是最为风雅、形式最别致、格调最高的酒令。
晋朝永和九年（353年）更因兰亭修禊大会，让“曲水流觞”在王羲之行书著作《兰亭集序》中永散光芒。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节选
宋·赵伯驹《兰亭修禊图》
那日，王羲之邀集名士谢安、孙绰、许询等四十二人聚于兰亭，按照修禊习俗完成洗濯、泼酒、洒身后，便纷纷在溪流两岸排开，举行“曲水流觞”活动，大会中共赋诗37首，王羲之便安排人员将它们收集起来，编就出《兰亭诗集》。有了诗集，王羲之又想到该有序文对本次雅集活动的时间、地点、要旨与目的进行具体记述。于是，这便有了文采和书法都堪称一绝的《兰亭集序》。
流杯池
在宜宾氤氲酒香间静看岁月变迁的“流杯池”，原是市郊崔科山脚下一块从中间裂开的巨石形成的峡谷，谷底清泉蜿蜒，乃天然奇观。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仿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流觞曲水”意境，于此凿石引水修建“流杯池”，并邀约文人雅士在此流杯饮酒、吟诗赋曲，不仅留下了《安乐泉颂》《苦笋赋》《荔枝绿颂》等华彩诗篇，更在瑰玮的巨石崖壁上镌刻下宋及后世名人书法之奇秀。
“流杯池”，让宜宾的诗酒融为一体，芳香绵延，沁润青山绿水，生生不息；“流杯池”宛如时空隧道，串联着魏晋、宋时的“曲水流觞”场景，让今天宜宾的文人雅士穿越时空与古人举杯畅饮。
盛满佳酿的酒杯在曲水池中随水前行，镌刻着诗情画意的酒令牌在酒桌上被吟诵，这正是宜宾酒文化兴盛的展现。（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相关作者如有异议，请通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