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中国艺术中被曲解、泛化最严重的一个门类。笔者以为，这不应该成为书法家随波逐流，甘于庸俗的理由，而应该是为书法家严节自律和操心自守提出了要求。因为毕竟“书法家”有其历史由来的人文职志，有其特定的规约范畴。在笔者心目中，书法是一生的事业，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要循序渐进，渐求佳境。我对书法创作的基本要求是：在自我得到精神满足的同时，更为接受者带来某种精神的愉悦或启迪，美化生活、提升品位。

我的书法创作经历和习惯可能与诸多书法同行有些不一样。首先，我绝少参加书法比赛，也不向包括全国展这样的正规展览投稿，所以我的履历中，没有金奖、银奖之类的书法比赛成绩。在很长一个时段内，书法界朋友也许只熟悉我的文章，包括评述展览、关注当今书法活动的某些批评文章。或者读过我编的书，诸如《书法理论家著作丛书》《书画家随笔丛书》《当代书法作品选集》等等，此外我还有《禅宗宗派源流》《智者的思路--禅门公案精解》《山谷书法钩沉录》《王羲之十七帖研究》等著作，又主编《诗词丛刊》、《类编中华诗词大系》、《当代名家诗词集》等。但坦率地说，我对书法创作情有独钟。我从十八、九岁开始学习书法，始终以创作为核心，从未中断对古代书法经典的参摩与临习。我在书法理论、佛教、诗词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从根本上还是为了书法创作。近些年我先后做过几次展览，又出版了一些作品集，我的书法渐为世人所知，并受到同行的较多关注，得时誉不少。我受先师詹八言先生指点，长期坚持书法创作与学术研究并举，走自己独立思考的路，当然这也是我兴趣所致。客观上看，三十多年前我在乡村工作，找不到好的书法老师，所以求助于书法理论书籍，使我的书法入门没有太走弯路；而在涉猎书法理论之后，我又深感做一位真正意义的书法家不易，离不开学术的引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一边学习、创作，一边思考、研究，1997年完成学术著作《书法创作引论》，2002年此书获得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当代书法不可谓不繁荣，展览、赛事不断，新人辈出，佳作也在所不少。但我认为，在这个以竞技为基本特色的场景下，书法家最容易思想浮燥，最容易勿视对自我精神的锻炼和对传统文化的修养，迷失书法艺术的正确方向。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书法家，我希望当代书法走得更稳些，发展更好些。所以我在2005年春曾倡议“我手写我口”的创作理念，得到书法同道的广泛响应，一时间，报刊、网络评论文章很多。

书法创作按其原理和实际情况来说，是非常复杂的。相关问题我已在《书法创作引论》中作详细的讨论和分析。一位书法家，可能因其性格、修养以及创作环境的不同，而使特定的创作处于或趣味性、或功用性、或理念性不同的意识状态，在理念性创作中，还可细分为自然审美理念、个性风格理念和现代审美理念三种不同情况（详参《书法创作引论》第二章，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我的书法创作，在自然审美理念下，衷情于心性表达和情感表现。所以我最信奉的书法理念，是汉代扬雄的“心画”说，而我的书法语言不喜欢拘束于刻板的技法教条，一切只从我的心性出发，“喜怒哀乐一寓于书”。这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加以说明：

一是关于形式语言的把握问题。当代书法关于形式语言构成原理的研究与思考还不多。其实，这是一个涉及书法创作的基础问题。一个人用什么样的书体、采用怎样的笔墨风格进行创作，首先制约于笔墨训练的基本功。通常情况下，人们只停留在关注书法作品所反映的传统技法、功底以及风格渊源，并以此论定作品质量的高下。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更加深刻，并带有本质性的问题是：书法家在特定的创作中为什么选择篆书而不是草书？为什么取法颜鲁公的雄浑大气，而不是褚遂良的娟秀妩媚？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尚不为书法家普遍觉醒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直接关涉书法创作的心性表达与情感表现。古人关于“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等一系列论述，绝非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而是用经典实例在证明书法语言形式与书家心性、情感的密切关系。所以，我的书法创作在书体形式，笔性风格的把握上，是有认真思考和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