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我在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上学，校舍就在后海边那座著名的恭亲王府里，学院教师中人才荟萃，其中很多人如今已成为名声显赫的大家。我上学那年，邵晶坤27岁、吴冠中36岁、白雪石45岁、李瑞年49岁、卫天霖61岁……他们不仅画艺精湛、教学认真，而且人品出众，令我们这些学生受益终生。

白雪石是我的老师，给我印象极深。他身材不高，慈眉善目，特别和蔼可亲。在教我们的那些年里，因为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白先生的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都相当简朴，总是一件普通的蓝布褂，手拎一个旧的小书包，见人也总是面带微笑。他平日寡言、不善交际，谦虚朴实、不善言谈。在教学中，每当学生有疑问时，除了耐心解答，他还往往会提起画笔画给你看，虽寥寥数笔，但恰到好处地排疑解难。让学生们心服口服。

白先生那个时侯住房条件很差，六口之家就住在鼓楼后大石桥胡同的一座小平房里，即使1979年搬到和平门的新居后，画室兼居室也只有14平方米，屋内还高悬着一幅董寿平先生专门为他题写的匾额——何须斋。白先生对“何须斋”的解释是：“知足者常乐，我的画室兼会客室虽然小，但俗话说‘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因此取名何须斋。”白先生住在三楼，楼下二层住着我的另一位老师俞致贞先生。谁知这座楼并不是能安静做学问的好处所，楼前有一所小学，孩子们的喧闹之声终日不绝，我们不得不佩服白先生在这样的环境里还画出了一幅又一幅杰作。

我毕业三年后，白雪石先生调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但是我们这些学生每当想念老师，或者希望在画艺上得到老师的指点时，都可以随时到白先生家拜访。白先生仍然那么踏实、勤奋地每天作画，他的画风朴实含蓄，从不虚张声势，更不哗众取宠。我们亲眼看着他的画越画越好，但他自己却总不满意，始终想从传统画法中跳出来，更多地体现现代人的审美情趣。为了这一目标，他长期不懈地探索着，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迎来了一次巨大飞跃。

1973年，白雪石老师58岁。这一年他参加了布置首都宾馆的创作活动。应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邀请，白先生赴广西桂林，沿漓江两岸徒步旅行写生。从广西兴安到阳朔近200里的桂林山水迷住了他：碧绿的漓江蜿蜒穿过一个又一个奇峰，两岸片片芭蕉翠竹，掩映着灰瓦白墙的村寨，风光绮丽，气氛宁静。这奇丽的景色让他激动，他四处奔波写生，一画就是一整天。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能直抒胸臆的最好题材。于是，从这时起他便多次前往漓江写生，每次一住就是几个月，整个身心都沉醉在自然的美景中，不知疲倦地从早画到晚。他有时站着画，有时坐着画，跑过来、走过去，兴奋不已，经常是尽兴画完后，才发现早已日落多时，于是只能在昏暗中回返，在憧憧山影中四顾——夜幕中的山林树木早已变了模样，竟茫然不知归途。

1977年，他第二次来桂林时，师母已重病在身，没等他回去就心脏病突发过世了。当时白先生正在桂林火车站创作巨幅山水画，闻讯放下画笔便匆匆返京。办完丧事后，大家都劝他休息一段时间，但他仍然割舍不下未完的创作，强忍内心悲痛，又急忙赶回桂林。

功夫不负苦心人，三次桂林之行白先生画了上万张写生稿，作画200余幅。他爱漓江，在他的画中，从不照搬自然界的景物，而是紧紧抓住桂林山水与众不同的形象和神态，大胆剔除那些非本质的细节，汇集最优美、最有特色的山川草木，加以浓缩夸张，使之更加鲜明、更有魅力，以致画中的景色比真实的风景更美、更迷人。很多人曾经对照白先生的画作专程去寻找相同的风景，却根本无法找到，只能失望而归。

白雪石先生的画淡雅清爽、色调明快、以情入画、雅俗共赏。如今，除在报刊、画册、展会、大宾馆、机场贵宾厅等地均可一睹他的艺术风采外，他更有百余幅丈二以上的大型杰作分别陈列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等国家重要场所。

因为国家外事工作需要，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白雪石先生接受了大量为国家重要场所绘画的政治任务，至今完成的大幅布置画已多达百余幅，特别是中南海接见厅那幅在电视中频频展现的高5米、宽9米的大画，堪称“山水之王”。每当白先生面对高墙阔壁般的素纸举重若轻、挥洒自如而又一笔不苟地作画时，观者可能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殊不知看来气定神闲的他，正在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着一个巨大困难——恐高症。白雪石先生生来胆子小，经常到山前都不敢攀登，而巨幅大画不仅需要长时间地站在升降机上绘制，还需要随着画面布局的变化在高空中不断移动，在绘画过程中，只好整天在半空中飞来飞去。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锻炼，真是难为这位古稀老人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拼了老命了!”每当我们面对这些他在耄耋之年绘制的巨幅大画时，不由得感慨万千，白先生这种呕心沥血、献身艺术的精神真是我们后生晚辈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