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书法界有“北于南郑”之说。“南郑”指郑孝胥，福建闽侯县人，清代的改革派政治家、伪满洲国的创建者之一，近代著名诗人。郑孝胥工诗，擅书法，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北于”则指陕西三原县人于右任，于右任先生是当时活跃于中国书坛的著名代表人物。西安博物院收藏有多件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作品，本文选取其中两幅浅析于右任先生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及书法风格。

西安博物馆藏 《龙门游后有感》

第一幅为行书《龙门游后有感》，纸本，作于1932年，纵129厘米，横31.1厘米。内容书：“龙门造像名天下，岁岁伤残感不胜。妙相雕镌随代变，摩崖椎拓及春兴。时来顽石皆成佛，运去名山竞少僧。满目创夷同一慨，回车痛哭我何能。”龙门游后有感，伯敏贤甥法家正之，于右任，廿一年。

西安博物馆藏 《中吕醉高歌》

第二幅为草书《中吕·醉高歌》，纸本，纵131.8厘米，横31.4厘米。内容书：“当年仗义登坛，苍隼护巢竟返。云屯牧野繁星烂，西北天容照眼。”

第一幅中的龙门，指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伯敏，指民国时期陕西泾阳县人周伯敏，为于右任先生的外甥。廿一年，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此幅为于右任先生游洛阳龙门石窟后所作的一首七律，从落款知，为赠其外甥周伯敏的作品。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大举进攻中国上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28事变”，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受到严重威胁，1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以长安(西安)为陪都，暂将政府各部迁往河南洛阳办公，作者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在洛阳期间顺便参观了北朝至隋唐时期开凿的著名佛教石窟——龙门石窟，面对内忧外患严重的国家时局，作者“以诗言志”，以满目创夷、破败不堪的龙门石窟为喻，既抒发了先生面对祖国灿烂历史文化的感慨，又表达了先生对自己有心杀贼却无能为力的悲愧之情。下笔凝重，字里行间渗透了一股无法释怀的忧愤心绪，投于纸墨，故字字沉重，笔笔带情，使观者无形中与其共鸣，诗境、书境融为一体，确有“满目创夷同一慨”之叹。

第二幅作品是作者突遇老友学强先生所作，学强，于右任先生一位朋友的字，具体人物不详，但从于右任先生给其题字可知，学强应属当时一位名人。由于该幅作品未注明落款时间，据词中语境，似为1927年以后于右任先生突然遭遇长期不曾谋面的学强老友时即兴所书。词中的“登坛”可能指“五原誓师”，1926年，中国北方局势发生变化，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军的攻击下，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在河北、山东相继失利，冯玉祥的部队退向察哈尔省，之后冯玉祥宣布下野，出走苏联莫斯科。盘踞于豫西的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趁新胜之余威，率领六万之众，攻破潼关，杀向西安，时西安城内只有李虎臣的国民二军一部分和靖国军旧部杨虎城的部队，兵力仅有五六千人，因此，西安被围困达八个月之久。中共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特请于右任先生专程去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重整旗鼓，收拾残局，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同年9月17日，于右任、冯玉祥在绥远省五原镇誓师，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战略方针，率军南下关中，11月底，西安解围。

这两幅诗曲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于右任先生作品，这一时期是于右任先生的书法艺术形成和日臻成熟的时期，字体雄豪婉丽，冲淡清奇，潇洒脱俗，简洁质朴，给人以仪态万千之感。结体重心低下，用笔含蓄储势，布白宽博潇洒，神韵皆备。字字不连，然一气贯通，且墨色如新，可见其笔力之雄强。字字无意于法而笔笔合法，融性情于笔中，气足神旺，实属于右任先生草书中的得意之作。